□朱航琪（湖南女子学院）
“第一次看懂中文，是因为看懂了英文。”
这不是段子，而是发生在亚朵酒店里的真实一幕。站在电梯里，客人对着“出尘”“相招”“汗出”这些标识发愣，最终不得不依赖下面的英文翻译——“laundry”“restaurant”“gym”才明白自己该往哪走。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成年人，竟然要靠英文来读懂中文。这荒诞的场景，不该只是一笑而过的网络谈资。
它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：当母语需要翻译，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？
首先，我们失去了沟通的效率。标识存在的唯一理由，就是让人看懂。洗衣房叫“出尘”，餐厅叫“相招”，健身房叫“汗出”——这些词汇本身确实雅致，古诗中“出尘”有超脱之意，“相招”出自李白“相招那得至”，都是好词。但它们被贴错了地方。一个赶时间的客人，没有义务站在电梯里做古文阅读理解。标识不是文学创作，它首先是一个功能性的工具。当工具需要被“解码”才能使用，它就已经失效了。
更深的失去，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断裂。语言学家告诉我们，词语的意义来自约定俗成。我们说“洗衣房”，脑海里自然浮现出洗衣机、洗衣粉、晾衣架；说“出尘”，脑海里浮现的是仙人、云雾、羽化登仙。当这两个意象被强行绑在一起，语言与现实之间就出现了裂缝。客人站在电梯里那几秒钟的愣神，就是这个裂缝的真实写照。
这种“伪文艺病”早已不限于一家酒店。职场里，我们被要求“对齐颗粒度”“打通底层逻辑”“赋能闭环”，听起来高大上，拆开来不过是“沟通清楚”“理顺流程”“提供支持”。街边的理发店叫“丝念”，茶馆叫“壹方舍”，面馆叫“黍稷”——每一个名字都在考验消费者的语文功底。我们似乎陷入了一场集体性的语言通胀：用更复杂的词汇，表达更简单的意思；用更绕的方式，掩盖功能的单一。
这种风气最可怕的地方，是它制造了一座隐形的围墙。能读懂“出尘”的人，觉得这是文化格调；读不懂的人，只能尴尬地站在电梯里等英文翻译。语言本该是连接人的桥梁，在这里却变成了区分人的界碑。那些被挡在墙外的人，不是没有文化，而是没有赶上这套“黑话”的语境。问题是，一个酒店的标识，凭什么要求客人先掌握一套“亚朵词典”？
有人说，这是创新，是中式美学的表达。但真正的自信，从来不需要靠制造理解障碍来证明。唐诗宋词流传千年，靠的不是晦涩，而是“床前明月光”式的直抵人心。白居易写诗要念给老太太听，老太太听不懂就改。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都明白的道理，今天的企业不该忘记。好的设计，是在优雅与实用之间找到平衡，而不是牺牲一头去成全另一头。
这场由酒店标识引发的争议，本质上是在追问一个根本问题：语言到底该服务于谁？是服务于表达者的自我陶醉，还是服务于接收者的理解便利？答案本应不言自明。
一个连洗衣房都找不到的客人，不会因为“出尘”这个词有多美而原谅这段糟糕的体验。当母语需要翻译才能被理解，需要反思的不是客人的文化水平，而是我们自己——是不是在追求格调的路上，走得太远，忘了出发时的那句初心：让人看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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